汉亡于世家，唐亡于军头，明亡于士大夫，清亡于胥吏

一、汉亡于世家

这里的“世家”主要是指东汉以来通过“察举制”形成的世家大族。设计这一制度的初衷是选拔人才，但是在运行的过程中，推荐权却被少数的豪门大族给垄断了，形成了“累世公卿”的门阀集团。

这些世家大族不仅垄断了仕途和政治资源，还疯狂的兼并土地，使大量的农民破产，激化了社会矛盾。

中央为了镇压黄巾军起义，不得不将军事权力下放给地方豪强（他们本身就是世家代表）。结果，中央权威名存实亡，地方军阀（如袁绍、曹操）拥兵自立，汉朝实质上是被自己培育的世家大族所瓦解。

二、唐亡于军头

唐朝的“军头”主要是指节度使。为了巩固边防，唐玄宗赋予了边镇节度使极大的军、政、财权。

这就导致了“外重内轻”的局面。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，其兵力远超中央的禁军，直接发动了安史之乱。

叛乱虽被平定，但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无法根除。晚唐的节度使们就像独立的王国，不向朝廷纳税，自行任命官员，并且互相攻伐。最终，唐朝中央在军阀混战中彻底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。

三、明亡于士大夫

明朝的“士大夫”是指通过科举制度产生的庞大文官集团。这套系统在前期为王朝输送了人才，但到了晚期，它催生了一个高度同质化且利益固化的官僚集团。

激烈的党争（如东林党争）使得朝政陷入无休止的内耗，行政效率极其低下。许多出身江南工商业家庭的士大夫，其政策主张往往倾向于维护本阶层利益，导致国家（尤其是农业税）税基萎缩，财政陷入绝境。

当李自成起义，以及关外清军压境时，这个庞大的士大夫集团在战略上争吵不休，在行动上又不能形成合力。传统的儒家治国方略在现实危机面前完全失灵，士大夫集团也未能挽救王朝，明朝也随之覆灭。

四、清亡于胥吏

清朝的“胥吏”是各级官府中处理具体事务的底层办事员。与科举出身的“流官”（定期调任的官员）不同，胥吏往往世袭或长期盘踞一地，熟悉各种政务细节和漏洞。

官员的任期短、不熟悉实务，政务实际上都操控在胥吏手中。他们利用职权，通过处理文书、征收钱粮、经办诉讼等机会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腐败网络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

胥吏的横征暴敛以及欺上瞒下，使得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（如晚清新政）在基层都难以推行，国家治理能力在基层被架空和掏空，极大地加剧了官民矛盾，加速了清王朝统治根基的朽坏。